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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2222ddc.com 聂华苓,漂泊与归属

2020-01-11 16:36:32 来源:雍川资讯 作者:匿名 阅读:2466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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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2222ddc.com,2008年7月,聂华苓在北京出席回忆录《三生影像》座谈会。

人物简介:

聂华苓,1925年生于湖北武汉,1949年迁居台湾,后定居美国爱荷华。1967年与美国诗人保罗·安格尔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。迄今共出版中、英文及其它文字作品22本,代表作有《翡翠猫》《桑青与桃红》等。

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,聂华苓12岁,成了流亡学生。她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流亡歌曲《松花江上》,歌词里那句“流浪、逃亡,逃亡、流浪”,竟成了她前半生的主旋律。

1949年,聂华苓24岁,带着家人迁往台湾。到达台北的那天,碰上台风。狂风呼天抢地哀嚎,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,随时要裂开的样子。

1978年,聂华苓53岁。离开大陆29年后第一次返乡,她和家人几经周折前往诗人艾青家中拜访。她迎着日暮的夕阳,沿着窄窄的胡同往里走,胡同的另一头,艾青焦灼地站在门口等待。走近些,艾青看着她说:“怎么现在才来?”

2015年,聂华苓90岁,关于她人生的纪录片在武汉首映。这位著名作家、翻译家,因为和美国诗人保罗·安格尔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(下称“国际写作计划”),为全世界中文作家与国际文坛的接轨提供了平台,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声誉。镜头之下,她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承载了她所处的时代,以及那一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。

北京时间6月6日23点,《环球人物》记者拨通聂华苓的电话时,大洋彼岸的她刚刚迎来周末的清晨。

在低谷中迎来曙光

90年前,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,聂华苓出生于湖北武汉。因为父亲聂洗的桂系身份,1929年桂系失势后,聂华苓随家人躲避到汉口的日租界,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她爱呆在家里听父亲母亲讲外面的花花世界,也会溜进门房听听差们讲那些直系、奉系、皖系的军阀,以及吴佩孚、孙传芳、张作霖。“军阀打来打去,本来是朋友的,不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仇人;本来是仇人的,一下子变成了朋友,结合起来打别人……”在自传《三生影像》中,那个乱世也因为聂华苓的笔触变得鲜活起来。

聂华苓11岁那年,父亲去世。一年后,抗日战争爆发,刚考入湖北省立一女中的聂华苓和同学们一起“排山倒海”地参加抗日活动。初中毕业后,她辗转来到战时陪都重庆,后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,并和同学王正路结了婚。

1949年,聂华苓拖着母亲和弟弟妹妹,冒着台风到达台北,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段落。她加入雷震和胡适创办的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,开始以本名写散文和小说,并受到雷震的赏识,成为编委会中最年轻的,也是唯一的女性成员。

那时的台湾文坛,反共八股盛行,聂华苓却偏偏关注政治框架以外的纯文学作品。在她的主持下,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、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,还有柏杨的小说、余光中的诗,一篇一篇在《自由中国》发表出来,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。

命运的捉弄却并未消停——1960年,言论开放的《自由中国》遭国民党当局封闭,聂华苓的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,接着是母亲去世,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“无救”状态。聂华苓遭遇了生命的低谷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她生命的曙光出现了。这道光,便是安格尔。这个著名的美国诗人,曾被约翰逊总统聘任为美国首任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,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。1934年,安格尔创办面对美国年轻作家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,并将它打造为全美最有声望的写作工作坊。

1963年,在欢迎安格尔访台的酒会上,55岁的安格尔与聂华苓不期而遇。在读过聂华苓的短篇小说集《翡翠猫》后,再见到作者本人,他对这个灵巧的女子着了迷,忍不住发出邀请:“你想去爱荷华吗?”

1979年初秋,萧乾(左二)受邀来到爱荷华,聂华苓(中)和安格尔特意举行了“中国周末”。

1972年,聂华苓和安格尔在红楼后园荡秋千。

后半生的牵绊

1964年,聂华苓接受安格尔的邀请,从台湾来到爱荷华。3年后,国际写作计划诞生。1971年,他们结婚,把家安在爱荷华河边的小山上,取名红楼。聂华苓的流浪至此才真正结束,而安格尔和国际写作计划,成了她后半生的生活重心。

作家汪曾祺曾说聂华苓“心血来潮、感情用事、居然成事”,说的就是国际写作计划诞生的前因后果。但当《环球人物》记者拿着这12个字问起当时的情况,聂华苓哈哈大笑:“其实也算不上完全的心血来潮,是经历积累到那个阶段了。”

一次泛舟爱荷华河的时候,安格尔提起退休的打算,聂华苓突然建议:“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?”“你这个想法有点疯狂!”安格尔说。“你试试吧!”面对聂华苓的坚持,两人又聊了许久,安格尔最终承认:“倒是个有趣的想法。”

就这样,从1967年开始,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位外国优秀作家受邀来到国际写作计划。“交流时间起初是半个学年,后来出于财力、人力等方面的考虑,调整为3个月,人数渐渐变少,但越来越精。在爱荷华,作家们可以完全自主地写作、讨论、参观、旅行。”至于每位作家几千美元的经费,最初由她和安格尔自筹,后来得到一些基金会、学术机构甚至美国国务院的资助。

安格尔曾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22年,培养了不少有名的美国作家。他开玩笑:“猎狗闻得出肉骨头,我闻得出才华。”聂华苓和他大概是一类人。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是在1985年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。当时,他刚33岁,出版了两部小说,名气还不是很大。聂华苓记得他很沉默,也很少参加组织的活动,几乎通宵写作。中国作家莫言也是在获诺奖前8年接到的邀请。

1981年,埃及和以色列正在开战,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这两个国家的作家。在爱荷华一见到彼此,他们就互掷酒杯,破口大骂,可几个月过后,离开爱荷华时,他们在机场抱头痛哭。

就这样,40多年中,1400多位来自70多个国家的作家来到爱荷华。用中国作家刘恒的话说:“这是一个缩微的世界。它融合了不同种族、不同国家、不同意识形态、不同经历、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、形形色色的人,也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。”1976年,聂华苓和安格尔被24个国家联合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。

聂华苓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她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一朵小白花》,长篇小说《失去的金铃子》《桑青与桃红》等作品。

“我们这一刻在一起”

大陆作家真正参与到这个计划中,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。作品好、会英语又出过国的萧乾,成了他们的第一个邀请对象。

那年初秋,聂华苓和安格尔特意举行了“中国周末”。在彼此隔绝了30年后,来自大陆、台湾、香港和美国的20多个华人作家第一次聚在一起,讨论中国文学。聂华苓记得,“每个人都抓着萧乾谈话,仿佛抓着的是故乡的泥土。萧乾应接不暇,却一直微笑着”。也是在那次讨论会上,她说:“我们不是来交锋,而是来交流,来互相了解、互相认识的。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结论。我们这一刻在一起,这就是结论。”

萧乾之后,丁玲、艾青、王蒙、刘宾雁、茹志鹃、王安忆、汪曾祺、余华、苏童、毕飞宇等大陆作家,郑愁予、白先勇、林怀民、蒋勋、陈映真等台湾作家,以及董启章、李怡等香港作家,先后来到爱荷华,通过国际写作计划与各国作家交流。聂华苓选人的标准只有3个字:作品好。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、芝加哥图书馆等,都是她借阅中国文学作品的宝库。读过了,觉得好, “就和这位作家朋友取得联系,发出邀请”。

丁玲是在1981年来到爱荷华的,在此之前,西方世界对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。“丁玲对什么都感到新鲜,像个天真的小女孩。”她和丈夫陈明住在山下的五月花公寓,聂华苓夫妇住在山上,散步10分钟就到了,4个人常一起坐在小院的台阶上谈天说地。

丁玲在爱荷华碰见了蒋勋。“她对他又喜欢又好奇,喜欢的是他这个人,好奇的是他从台湾来的。她总是笑眯眯地望着他。那时候,两岸还没有来往。”同样来自台湾的林怀民也说:“来到国际写作计划后,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自由的。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,说自己想说的话。最重要的是,在这里你开始摸索,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王安忆是在1983年跟着母亲茹志鹃来爱荷华的。在聂华苓眼中,这对母女的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,如同她们的创作,反映了不同的时代。“王安忆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,和美国年轻人接触最多。活动之余,她会参加中国作家的聚会。她比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洒脱,摆脱了很多牵牵绊绊,能独立地去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根在大陆,干在台湾,枝叶在爱荷华

1988年,聂华苓和安格尔退休。1991年,他们获得波兰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。那年3月,他们兴冲冲地准备去领奖,可安格尔倒在了芝加哥机场,再没有回来。

没有安格尔的日子,聂华苓的生活“似乎是老样子,很生动,很丰富。但回想起来,只是一片空白”。工作却并未停止。一位匿名人士向学校捐来50万美元的赞助,指明“供聂华苓为爱荷华大学运用”。“我用它来邀请中国作家。近十年,每年一位中文作家的费用,都是用这笔钱的利息支付的。”

聂华苓不再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,但仍会将到访的中国作家请到红楼喝茶,或到外面共进晚餐,与他们聊文学、中国,还有人生百态。“我用中文写作,却和中国离得很远。这个距离,让我对人对事都更客观,这在邀请作家时很有必要。但作家的生活不需要这种距离。作家就应该近距离地感受生活,然后将这种感受写入作品。”聂华苓说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,很难将某个时代的作家与另一个时代的作家相比较,但成长的土壤对作品有很大影响,“大陆作品有本土气息,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其中;台湾的文学是内向的,属于岛屿文学;香港是中西都有,所以我说真正好的中文作品多半出自本土,它有深厚的根在那里。”

聂华苓自己的根,深深扎于大陆,在台湾长出了挺拔的枝干,最终将生命的枝叶散开在爱荷华。她已将自己的名字,刻在安格尔的墓碑上。那块黑亮的大理石碑的背面,刻着安格尔的一句话:“我不能移山,但我能发光。”(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肖 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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